在经历了近30多年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10余年的高增长之后， 我国经济增长开始平稳减速。 在增长速度换挡期， 新型城镇化进程将继续推进， 经济结构需要大力调整， 经济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中国经济正步入中高速、 优结构、 新动力、 多挑战的 “新常态”。

　　2014年———总体平稳， 下行压力加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彭战用一句话评价2014年的中国经济： 总体平稳， 下行压力加大。 他说：“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 ‘增长速度换挡期、 结构调整阵痛期、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的三期叠加阶段。 但2014年中国经济呈现出增长韧性， 具体表现为： 经济增长总体平稳， 就业形势好于预期，物价水平基本稳定， 居民收入稳中有增。 政府创新和完善了宏观调控思路与方式， 既保持定力又有所作为， 适时适度将预调微调与定向调控结合， 有针对性地解决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 有效避免出现大的波动。”

　　在经历长期高速发展后， 我们该如何面对中国经济的这种新常态呢？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认为， 常态经济发展模式下， 对于经济增速趋缓， 第一个基础性的要求就是要平稳。 经济增速放缓要建立在平稳适度的基础之上。 经济增速换挡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规律性现象， 但要避免断崖式回落， 实现经济增长的软着陆。 从国际经验看， 在经历一段时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之后， 各个国家经济增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 且经济增速很难维持在5%以上的较高水平。 然而， 近几年， 我国经济增速虽然出现了回落， 但由于宏观调控注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经济增速的换挡趋于稳定， 并未出现一些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快速回落。 我国在经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之后， 增速开始回落， 但回落速度保持平稳， 特别是自2012年持续稳定在7%8%。这是很不容易的。

　　新常态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空间大， 任重而道远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还有较大空间， 新型城镇化的任务还很艰巨。2012年，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2.6%，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3%， 二者差距为17.3个百分点。 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各国城市化率的资料， 2013年， 高收入国家为80.5%； 中等收入国家为50.1%，其中， 上中等收入国家为61.6%，下中等收入国家为39.3%。 2013年， 以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3.7%进行国际比较， 不仅远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80.5%），而且也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61.6%）。 近年来， 有一种观点非常流行， 即成功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一个时期后， 经济增速就一定要大幅度下台阶。事实的确如此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认为， 如果说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一个时期后， 经济增速会有所下降，不可能一直维持原来那样高的速度， 那么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一种客观规律； 但如果说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一个时期后， 经济增速就一定要大幅度下台阶， 那么这种情况恐怕不一定是客观规律。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显示， 日本在1973年经济高速增长向下转折时， 城镇化率已高达74.2%。 韩国在1995年经济高速增长向下转折时， 城镇化率也已达到78.2%。中国目前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3.7%来看， 仅相当于日本1955年时的水平 （56.3%）， 仅相当于韩国1978年时的水平 （53.2%）。从中国目前城镇化水平这一角度来考察， 还不能说中国像日本1973年和韩国1995年时那样，该进入大幅度下台阶的时候了。

　　刘树成还从不同国家的禀赋上考察了这个问题。 他说： “仔细考察国际经验可以看到， 不同国家， 或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由于受到国土面积、 人口规模、资源禀赋、 经济发展阶段、 科技创新情况、 国内外环境条件， 以及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具有不同的情况。 有的降幅较大 （如日本）， 有的则较为平缓（如韩国）， 有的在下降后又可能有所上升 （如美国）。 从我国的情况看， 地域广阔、 人口众多。 我国的国土面积分别是日本的25.4倍和韩国的96倍。 我国的人口数量分别是日本的10.5倍和韩国的27.1倍。 我国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较大，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经济增速有所下降是正常的。 经济增速下降应是一个波浪式的渐进过程， 而不应是大幅度下台阶。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还有较大空间， 这也意味着新型城镇化的任务还很艰巨。”

　　2015年———新常态概念下的第一年

　　有专家认为未来经济走势存在多种可能： 一种是一路走低，逐步降到6%甚至更低的增长水平； 另一种可能性是依靠投资拉动重返10%以上高速增长， 但短期实行可能性不大； 还有一种是在7%左右波动， 不是 “保八、 保七” 只守下限， 而是使经济运行在上下限之间的合理区间内正常波动，保持新常态。

　　新常态是指与过去不同的各种经济变量， 不仅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的两位数下降到7%左右，财政收支连续多年20%的增长也将被终结， 出现更多的财政赤字，货币供求、 利率、 国际收支、 物价等都会出现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状况。 另外实体经济增长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 经济结构、 人口结构、 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出现新情况。 但新常态会产生新动力，实体经济的变化让新产业新业态酝酿突破， 新需求新动力加快成长。 这种低速常态是全球性的，面对新常态需要有新的心态积极面对， 经济减速到 “新平台”， 不要指望短期内恢复到10%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

　　2015年是全面实现 “十二五” 规划目标的最后一年， 也是推动经济社会积极迈入发展的新常态、 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 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 国内“三期” 叠加的大背景下， 长期矛盾与短期问题相互交织， 各种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 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少。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宏观处处长付凌晖预测2015年的中国经济状况： “从国际看， 外部需求对我国出口的拉动难以明显上升。发达国家复苏艰难， 失业率居高不下， 经济低迷状态短期难以明显改变， 不排除再次陷入衰退的可能， 且受主要发达经济体未来货币政策调整影响， 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资本外流、 汇率大幅波动等风险将进一步趋于上升。 国际市场竞争压力持续加大。 近年来， 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积极实施 ‘再工业化’战略， 在中高端产品市场对我国出口产品形成挤压。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 土地资源要素成本上升，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也在面临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冲击。 由于我国出口转型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世界经济复苏对我国未来出口拉动有限。 从国内看， 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强， 下行压力仍然存在。”

　　尽管前进道路中有不少荆棘，但也存在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积极因素。 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发展潜力巨大，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稳步推进， 市场机制作用进一步发挥， 新生增长动力不断增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仍然具备较多有利条件。 而且， 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特别是近年来在调控方式创新方面大胆突破， 在区间调控基础上更加重视定向调控， 取得了积极成效， 这些都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