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居民平均消费倾向逐年降低，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是不可回避的原因之一。前日，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发布了《从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趋势看消费形势》的研究报告。报告建议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据5月21日《新京报》)。

　　但需要注意的是，贫富差距并非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全部。如果我们把改革30年来国民财富看做一块完整的蛋糕的话，很显然，参与这块蛋糕分配的，除了全体居民，还有国家这一方。如果把国家考虑在内，则我们平常说的贫富差距显然指“民”与“民”之间的分配失衡问题。但事实上，分配的失衡和贫富差距，不仅仅体现在“民”与“民”之间，也体现在“国”与“民”之间。

　　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单就规模而论，已经基本坐稳了第三大经济体的宝座，然而，就资源的整体分配而论，经济增长成果也在越来越向财政集中，使得民众的收入增速未能跟上GDP增速。

　　目前中国的经济资源60%以上仍然集中在国有单位，但这60%的国有资源每年创造的GDP增长不到全部增长的30%，创造的社会就业更是不到10%。其效率远远低于竞争充分市场下的企业。其次，30年来GDP年均增长9.8%，但财政收入增长远高于10%，近年来更是有年均增长20%的奇迹出现，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速。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但财政投资绝大部分流向了央企和大型国企；在信贷资源上，特别是在本轮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国有大中型企业获得的信贷资源高达80%以上，民营企业和大量的中小企业获得的信贷额度不到总量的20%。

　　而目前中国经济的困境，表面来看是产能过剩，但深层来看，产能过剩的根子在于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失衡，居民在整个国民财富分配中占小头，导致居民购买力与经济增速本身出现了严重的背离，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没有购买力；同时产能严重过剩。

　　的确，“国”与“民”之间，“民”与“民”之间分配的失衡是中国消费迟迟不能启动的根本原因，也是产业结构无法顺利调整的阻力。老百姓在国民财富分配中占有的份额越少，，消费能力越低。因此，启动收入分配改革，不仅要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更要解决“国富”而“民穷”的问题，国家要让利于民，下定决心将国民财富收入的大头分配给民众。

　　就此而言，政府投资短期能够使得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速度，但从长远来说，完全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恢复的做法，不但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反而进一步压缩了民众的“蛋糕”份额。

　　鉴于国有企业和财政收入积累了天量的社会财富，应该启动相应的计划，将这些财富通过一定的方式“还富于民”，笔者提三点建议：第一，利用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启动民间投资的时机，推动垄断领域的改革，放宽民间投资的准入门槛，给民间经济注入活力；第二、利用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将国企股权的一些股权由“代管”转为“直管”，直接出售给公民股东，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资金缺口；第三，减少经济领域的审批、控制和准入限制，加深市场化改革，降低市场经济顺畅运行的制度成本。

　　和谐社会不仅要财富共享，更要向老百姓集中，“国富”并非目的，“民富”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