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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在城市大多从事最苦、最脏、最危险的工作，职业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传染病和外伤等成为农民工高发病。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和职业病防治面临哪些问题？如何加强农民工健康保障？在实践中，进行了哪些有益探索？带着这些问题，近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发现实践亮点：服务精准送体检，社保扩面提待遇

　　“我用了一段时间胰岛素，最近感觉挺好，请看看我的复查体检单！”12月3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卫生计生服务窗口，务工人员李春宏前来咨询。

　　原来，在今年4月“春风行动”活动中，李春宏在济南市章丘区曹范街道举办的专场招聘会上找工作，在乡村振兴服务队章丘四队的引导下参加了免费体检，检测结果显示空腹血糖过高，医疗专家建议她小剂量补充胰岛素。

　　坚持治疗半年以来，李春宏的身体情况明显好转。“医生让我严格遵循医嘱用药，吃饭控制总热量，监测血糖变化，我心里很踏实。”李春宏说。

　　济南市人社局副局长窦进科告诉记者，济南市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设立了卫生计生服务窗口，为农民工提供职业病鉴定和治疗、疾病防控、办理准生证、计划生育等服务。今年以来，济南开展“秋季送健康”“情系农民工、健康服务行”系列活动，为农民工免费进行内科、外科、血糖血压和心电图检查。

　　“今年6月，工会组织家政服务员做两癌筛查和基因检测，没想到我查出了早期乳腺癌。医生说，多亏发现得早，让我捡回了一条命。”近日，在深圳打工的月嫂田贵荣感激地说。

　　据了解，在免费为农民工“送体检”活动中，广东省突出服务精准性，涵盖了环卫、邮政、公路、建筑、纺织、皮革、电子、货车司机、快递员、护工护理员、家政服务员、商场信息员、网约送餐员、房产中介员、保安员等15个行业及从业人员，并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设置个性化、针对性项目，如两癌筛查、鼻咽癌检测、基因检测等。

　　广东省持续推进建筑业按项目优先参加工伤保险创新办法，稳步扩大工伤保险覆盖面。截至2020年11月，广东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总人数达到2232.8万人，其中按建设项目参保的农民工人数95.2万人，基本实现工程建设领域工伤保险全覆盖。同时，逐步提高工伤保险待遇标准，在省级统筹实施方案中建立了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供养亲属抚恤金的年度调整公式，完善了长期待遇正常调整机制。 

　　探索健康影响因素：就业质量、社会保障和城市包容

　　“我做了13年月嫂，却感觉自己老了30岁。这些年，我每天睡四个小时，为两个儿子攒了七十万，可我已经6年没回家过年，我一直上户、下户，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家。”田贵荣觉得，疲劳和孤独感可能是自己病倒的原因。

　　对于田贵荣的困惑，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院长徐延辉教授表示，就业质量会影响农民工健康，较高的工资水平、加入工会、参加职业培训、较高的工作满意度等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健康，而超时劳动、居住在单位则会加剧农民工的健康风险。同时，农民工对城市社会包容感知越高，越有利于改善其健康状况。此外，较高的就业质量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对城市社会包容度的感知，进而提升健康水平。

　　“要切实提升农民工健康水平，需要在就业过程中推行包容性就业政策，减少就业中的排斥和不平等，推动农民工体面就业的实现。同时，建议推动城市建设进一步向包容性城市发展，消除歧视，引导形成开放、平等、包容的社会氛围，让农民工群体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中。”徐延辉建议。

　　华南农业大学一项城市融合对农民工身体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家庭式融入有助于降低流动农民工的健康风险，实现居者有其屋是弥合城乡分割、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的重要手段。此外，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完善，实现全民覆盖，促进公平，也是农民工健康水平提升的重要支撑。 

　　直面职业病防治：完成法制重塑，提供长期给付

　　“以前我在石材加工厂打工，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防护用品，干咳了一段时间老板就让我回家了，现在我体内出现了多个融合性病灶，出现了呼吸困难，只能一边借钱治病一边想办法打官司。”目前，尘肺病患者小隋还没有凑到肺移植手术费用，他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打赢官司。

　　近年来，农民工职业病群体性维权事件频发，某些职业病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是农民工健康保障中不能忽视的问题。

　　对于职业病长期潜伏与农民工岗位频繁调换的困境，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郑尚元指出，《职业病防治法》第49条对于在若干职业危害单位工作过的农民工、对于已经不存在的用人单位，即便举证责任倒置于用人单位，也无法发挥制度价值；《劳动合同法》第42条尽管加重了用人单位为离职职工体检的义务，但对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不规范用工的小型民营企业，如何厘定劳动者的职业危害接触史仍然是职业病诊断、鉴定的难题。

　　这些难题的解决有赖于工伤保险法制的不断完善，有赖于对职业病展开预防、治疗、康复和相应的社会补偿，使农民工职业病患者及其家庭能够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庇护。

　　郑尚元提出，对于职业病预防，建议进一步健全以劳动行政部门行政强力执法、以卫生部门技术支持为支撑的劳动安全卫生管理体制。对于完善立法，建议提升《工伤保险条例》立法层次，使其以《工伤保险法》的形式完成法制重塑，以法律形式明确职业病诊断机构、人员、程序、内容。对于职业病患者及其家属的生存保障，建议以长期给付更好地体现工伤保险社会保障属性。对于职业病康复，建议构建社会化的职工康复体系，由社会力量分担雇主的经营风险，分担农民工等职业病患者个人的负担。 

　　构建职业伤害保障：突破劳动关系限制，明确科学测算基础

　　“我开滴滴3年了，没有一天不是提心吊胆。没有工伤保险，一旦出事了，我一没靠山二没退路。”来自陕西渭南农村的网约车司机宋沐沐说，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一旦发生车祸，家里根本拿不出治病的钱。

　　在农民工群体中，有大量平台从业人员由于与平台不具有劳动关系，被排除在工伤保险法定覆盖范围之外。部分从业人员购买了商业保险，面临的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对此，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完善平台企业用工和灵活就业等从业人员社保政策，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这为平台从业农民工的健康权益保障带来了新契机。

　　专家表示，对于新业态从业农民工而言，解决其职业伤害保障问题需要顶层设计与制度创新。

　　“在顶层设计层面，首先要明确的是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原则决定了新业态从业人员应与其他就业人员一样，享受到平等的职业伤害保障。职业伤害保障拥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性质，这就决定了制度必须坚持社会保险的基本方向，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承担责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乔庆梅提出。

　　在制度创新上，乔庆梅认为，要突破劳动关系对工伤保险覆盖面的限制，在申请职业伤害保障待遇时，可以改变现行工伤保险不完全风险转移的做法，当为多个雇主或平台工作的农民工遭受职业伤害后，即可向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申请待遇给付。同时，可以在对工伤保险待遇替代率、保障水平等指标进行科学测算的基础上，根据新业态从业农民工职业伤害发生率，在遵循基金年度收支平衡等原则的基础上确定缴费率，以行业平均收入等作为缴费基数、确定待遇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