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正式落地一年来， 我国新增人口1846万。 全面二孩政策在未来将给我国人口发展带来哪些改变？ 如何影响我国经济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 本报记者日前进行了相关采访。

　　今年两会期间，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说，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第一年， 全国住院分娩婴儿活产数为1846万， 是2000年以来出生规模最大的一年， 较 “十二五” 期间的年平均水平增加了200万人。 那么， 全面二孩政策未来将给我国的人口形势带来怎样的变化？ 又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就业和经济发展呢？

　　二孩政策将延长人口红利期

　　普遍观点认为， 全面二孩政策可以有效降低计划生育的行政管理成本， 实现公民平等生育权利的回归。 而配套政策的同步实施， 也将提高生育政策调整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 虽然政策的调整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人口结构变动的基本趋势， 但能减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给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调整带来难得的缓冲期。

　　相较于单独二孩政策， 全面二孩政策将给人口发展带来哪些改变？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认为，生育高峰在短期内出现，但不会出现严重出生堆积。由2014-2015年期间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结果来看，新增出生人口并不如预期，这和当今人们的生育意愿下降有很大的关系。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社会转型使得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生育观念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同时， 现代社会的生活、 就业、 教育、医疗的成本有了极大的提升，导致人们生育意愿大大降低。据此判断，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不会带来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

　　根据专家测算，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目标人群扣除 “双独”“单独” 和 “双非独” “农业一孩半” 地区一孩育龄妇女后， 新政策目标人群在9000万以内， 其中超过40%的目标人群年龄在40岁及以上。 全面二孩政策每年新增出生人口规模达到或超过800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高峰期可以提高400多万， 平稳期可以提高100万-200万。

　　张车伟认为， 生育政策的调整并不能扭转人口结构变动的趋势， 但能够延缓老龄化的速度，增补劳动力人口数量， 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 延长人口红利期。从人口绝对规模来看， 政策的调整使得人口峰值由2026年的14.21亿人提升到2027年14.43亿人， 205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由7.99亿人提升到8.33亿人； 从人口负担方面来说， 生育政策调整使得 “人口机会窗口” 的关闭时间点由2031年延长到2035年。由此可以明显地发现，目前的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微乎其微，未来需要更大力度的生育政策变动。

　　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

　　人口发展通常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人口的 “高出生率、 高死亡率、 低增长率” 特征；第二阶段表现为人口的 “高出生率、 低死亡率、 高增长率” 特征；第三阶段表现为人口的 “低出生率、 低死亡率、 低增长率” 特征。在人口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人口的出生率大幅降低， 使人口抚养比快速下降，从而提供了资本快速积累的可能性。 而受到人口发展第二阶段高出生率的影响， 此时的劳动力供给依然充沛， 从而提供了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其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又是由资本存量、 劳动力、 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供给要素共同决定的。 当人口从第二阶段转向第三阶段时， 这种特殊的人口结构特征恰好为快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资本和劳动力供给条件。 此时， 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我们称之为人口红利。

　　通常情况下， 一个国家能否出现人口红利以及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两个条件： 第一， 在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是否出现了婴儿潮； 第二， 在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 当婴儿潮进入生育年龄阶段时， 人口的出生率是否出现大幅降低。 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婴儿潮进入其生育年龄阶段时，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 使得我国出现了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更明显的人口红利特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 人口抚养比持续降低， 进而使我国的潜在增长率达到9%-10%。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认为，随着新生儿在15年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2030年之后两种效应将共同决定潜在增长率。 首先， 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增加， 进而一个国家的潜在就业增加； 其次，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加， 虽然人口抚养比还会持续上升， 但是增速会下降， 资本形成率递减速度下降， 进而改变资本存量。因此， 在2030年之后， 潜在增长率将出现逆转， 高方案下的潜在增长率反而最高， 相反， 如果维持现有人口生育政策，2030年之后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会呈现一个迅速递减的趋势。

　　“因此， 全面二孩政策对中短期的潜在增长率和长期的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短期，全面二孩政策对潜在增长率产生微弱的负向影响； 然而在长期，全面二孩政策对潜在增长率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放松生育政策， 也难以改变人口红利消失的整体趋势。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来源应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蔡昉说。

　　调整社会经济体制以应对劳动力市场萎缩

　　为应对不同时期的人口问题，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和完善， 同时也积累了解决人口问题的经验和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 人口发展变化存在自身的规律， 不能完全受政策所控制，生育政策固然能够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但也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 我国即将面临的劳动力资源萎缩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可避免， 必须从社会经济体制的整体出发， 及早做出适应人口发展变动趋势的战略部署。

　　张车伟认为， 首先， 仍然需要持续监测生育行为， 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 全面二孩并不是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 应该根据实际的生育指标发展变动趋势， 及时做出调整或保持生育政策的决策， 以调节人们的生育行为来适应社会、 经济、 环境、 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结婚和生育年龄的一再推迟， 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进一步下调的可能。 为避免落入 “低生育率陷阱”， 我国未来可能需要进一步放宽生育限制，甚至取消生育限制。

　　其次， 完善生育相关配套措施， 共同创造和维护人类繁衍后代的良好环境。 人口的再生产是关系国家兴亡和民族复兴的大事，必须从战略高度， 保护家庭的生育权利， 为妇女生育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特别应该从女性教育、 就业、 产假、 医疗等社会公共政策出发，鼓励和引导符合政策的育龄妇女在宽松环境下生育， 实现长期稳定适当的生育率。

　　最后， 从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出发， 应对劳动力市场萎缩和人口老龄化。 生育政策调整不能改变劳动力人口数量下行的轨迹，也无法挽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再拥有劳动力资源优势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无法逃避的问题。除了调整生育政策延缓人口结构恶化的速度之外， 必须加快提高劳动生产率，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增长方式转变， 减少经济对劳动力资源的依赖；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和健康城镇化， 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尽快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养老服务体系、 医疗服务体系，解决养老的后顾之忧。